揭秘青蒿素與廣東的故事2:一群廣州80后變身"白求恩"

　　鄧長生和他的團隊在非洲吃盡苦頭，換來了超過220萬人次參加全民服藥，實現瘧疾零死亡的驕人成績

揭秘青蒿素與廣東的故事2

一群廣州80后變身“來自中國的白求恩”

數十名年輕人扎根東非島國科摩羅，全力推動抗瘧項目整整8年

      非洲離廣州有多遠？要從廣州先到香港，從香港飛埃塞俄比亞，再從埃塞俄比亞飛坦桑尼亞，才能轉到科摩羅，全程要一個星期。

       瘧疾離廣州有多遠？很多年輕的醫生甚至都沒有親眼見過一個瘧疾患者。然而，有一群廣州的年輕醫者，卻不遠萬里地跑去非洲，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科摩羅一待就是8年。

      這8年，在宋健平教授的帶領下，80后的鄧長生和一群比他更年輕的醫者、醫學生一起，見證了科摩羅這個東非島國從瘧疾陰霾中掙脫出來的過程。在科摩羅人民眼中，無償無私奉獻的他們成了“來自中國的白求恩”。

      1981年出生的鄧長生是個江西小伙，畢業于廣州中醫藥大學。2007年，正師從宋健平教授讀研的他接到導師分派的任務——前往科摩羅防治瘧疾，那時他才25歲。“說實話，當初進入青蒿素抗瘧領域，只是為了能順利畢業。”他說。

      轉眼到了2015年，科摩羅可以說已獲重生，已經33歲的鄧長生則說：“現在的我好像更適應非洲的生活。”

      羊城晚報記者 劉穎 王倩 黃麗娜

徹底崩潰

每個隊員都被傳染過惡疾

      雖然科摩羅被稱為西印度洋上的“月亮之國”，但令鄧長生感到留戀的非洲生活卻絕對不浪漫。

      當年，鄧長生被要求加入“中科項目”第一批工作團隊，他二話沒說答應了。在他看來，“自己已經有過在柬埔寨的簡樸生活過渡，去非洲應該也能適應”。

      然而，初到科摩羅，鄧長生的心理底線立馬崩潰。科摩羅每天常規的供電時間僅8小時，“燭光晚餐”成為常態；為防被蚊蟲叮咬，鄧長生和隊友們晚上8點后就得爬進蚊帳；當地網絡不發達，團隊只能每人每天輪流上1小時網；而久旱不雨時，他們甚至只能用水坑中的臟水洗漱。

      最不習慣的還是飲食。鄧長生說，他最長有兩個月沒吃過青菜，平時的肉食最多便是冷凍雞肉，如果有隊友下鄉調研帶回一只土雞，那便是難得的佳肴。  

      隊員們說，在這里才能充分體現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，“沒有菜，我們就從國內帶種子過去種。因為科摩羅是火山島，沒有土。要種東西前，需要先買土。買了土、播了種，發現老是不發芽，后來才注意到，小芽一發出來，就被當地的蝸牛吃掉了。于是又想到用塑料袋包住新芽。”

      這是一群醫者，但是當地不潔凈的飲用水，卻讓每個隊員都有過身患傳染病的經歷。“莫埃利島項目，我們先后去了最少6批隊員，不少于50人次，最多的時候營地有14個人常駐，但是霍亂、登革熱、痢疾等流行病依舊揮之不去。去年年底臨回國前，還有一名醫生因為登革熱發燒了兩個星期，只能連續幾天打點滴才上了飛機。國內很容易就能治好的疾病，在當地因為缺醫少藥，都變得很危險。”

無奈現實

“你們就是來‘砸飯碗’的”

      科摩羅的瘧疾有多嚴重？官方統計數據只能顯示其冰山一角。

      鄧長生回憶說，在科摩羅，父母一般都要待孩子5歲以后才給他們取名，“因為很多孩子活不過5歲”。但即便瘧疾肆虐，鄧長生和隊友們的抗瘧工作仍遭遇了諸多不理解。阻力之一竟是來自當地基層的醫療機構。

      多數科摩羅家庭都有人因瘧疾住院，鄧長生去調研的診所往往爆滿，大部分都是瘧疾病人。每治療一次瘧疾的費用大約要100元人民幣，但當地人每個月的平均收入僅500元上下。因為瘧疾，醫生成了當地收入很高的職業。這樣一來，鄧長生和隊友便成了醫療機構眼中“來砸飯碗的”，各種不配合也在意料之中。“有個留過洋的衛生局局長，對我們有一些偏見。之前說好要配給我們的派藥車不給，相關的統計數據也卡著不給。”

      無奈之下，鄧長生將目光轉向了當地政府。他多次造訪科摩羅衛生主管部門，向他們宣講復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瘧疾項目，以尋求政策支持，最終扭轉了基層醫療機構的反對態度。成功“曲線抗瘧”，鄧長生說這是日久見人心。“我們每天到處調研，宣傳瘧疾知識，這些他們都看在眼里，覺得我們是做實事的。”

百折不撓

總統沒去過的村他們都去了

      阻力之二來自當地居民。援助團隊在當地推行全民服藥方案，給當地居民派發3輪抗瘧藥Artequick，每輪間隔1個月，讓瘧原蟲無法經過人類宿主傳播達足夠長的時間來根除瘧疾。但這一方案遭到了部分居民的拒絕。

     “科摩羅人對中醫藥是完全沒有概念的，我們只能一點點做說服工作。”原本計劃用1個月時間來做宣傳發動，但實際上他們花了4-5個月的時間才真正讓當地人相信青蒿素的治瘧療效。        由于“全民服藥”的治療方案和世界衛生組織在非洲國家推廣的治瘧方案非常不同，鄧長生他們又花費了大量時間與科摩羅醫務人員溝通以達成共識。“計劃2006年12月啟動的項目，實際上到2007年11月才真正實施。”鄧長生和隊友們在當地組織了一支4000人的派藥員隊伍，每人分區挨家挨戶拜訪。遇上不愿配合的，除了三顧茅廬外別無他法。“一家人登門拜訪三四次很平常，很多村子我來來回回走了好幾次。”鄧長生所在的莫埃利島有27個村子，他和隊友們都跑遍了。他笑說，“科摩羅總統沒去過的村子，我們都去過了。”

浩大工程

說服3萬人集體吃中國藥

      團隊在科摩羅打響的第一個戰役，是在3萬多人口的莫埃利島。3萬多人同時服藥，這是一個什么概念？在鄧長生的設想中，最難的是組織，“我們雇傭了300多名當地人，一部分是發藥員，每人負責200個人的發藥，看著他們吃下去，并且做好記錄。還有一部分監督員，監督發藥、服藥情況。”

      這個浩大的工程，每一個細節都需要精心布置，“最簡單的環節，比如發錢。當地的銀行很少，發藥員、監督員、司機、中午負責發放盒飯的服務人員，都是臨時雇員，需要現金結算。我們的會計只能隨身背著幾百萬當地貨幣，到處跑。”

從莫埃利島到昂島、大科島，8年里，在這支青蒿素抗瘧團隊的不斷努力和堅持下，科摩羅全境通過全民服藥，最終實現了瘧疾年病發率減少98%，2014年瘧疾零死亡的巨大進步。

劫后重生

科摩羅少了醫院多了酒店

      超過220萬人次參加全民服藥，實現瘧疾零死亡，發病人數下降98%……這些數字的變化對一個國家意味著什么？

       鄧長生說，最直觀的感受是：以前人滿為患的基層醫院，如今人很少。有相熟的醫生跟他開玩笑說，你看，你把我們的生意都弄沒了。團隊中請假的人也少了。“以前我們的科摩羅派藥員中，隔三差五就有請假的。一問都是發燒、頭暈，這是瘧疾癥狀，但現在很少有人請假了。”

相反，科摩羅的酒店數量多了。2007年，鄧長生剛到科摩羅時，全國最大的酒店僅有30來間房，但這兩年的酒店數量越來越多。與游客人數同時增加的，還有前往科摩羅的航班。2007年，鄧長生從廣州出發去科摩羅要耗時5-7天，現在只需在肯尼亞轉一趟機，24小時內就可到達。

      當地居民的態度也變了。“2007年剛到的時候，他們都有些戒備心，看我們的眼神不是特別友好。”情況在2008年便有所轉變，汶川地震發生后，一名科摩羅當地派藥員把當月的所有收入都捐獻給了中國使館。

      鄧長生也變了。8年前，他是在讀研究生，抱著做完課題才能畢業的心態來到科摩羅，最忙的時候，他每年只能在春節期間回家一趟。8年后，隨著科摩羅患瘧人數的驟減，他如今只需每個季度去科摩羅半個月，大部分時間在廣州中醫藥大學科技園里做科研。

      鄧長生說，以前是去非洲很不適應，現在回廣州反而不適應了。“廣州的空氣真沒有科摩羅好嘛。”他笑說。

      鄧長生的隊友們也變了。在科摩羅，他的35個隊友大多是80后，目前已經在科摩羅累計工作了近7000個工作日。對于另一個即將開始抗瘧援助項目的非洲國家馬拉維，鄧長生笑稱，他已經“忽悠”了一批90后隊員，踏上新一輪的非洲之旅。